王炳章在新移民中颳起「民運旋風」
以王炳章為主的團隊創辦《中國之春》之後不久，編輯部收到了一封來信，是一位剛移民美國的製衣廠女工寄来的。信中寫道：「在報上讀到《中國之春》的報導後激動得流淚，中國要民主，這是人民的心聲。我才從中國大陸移民出來，在車衣廠做工，生活非常窘迫，但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我願意拿出一點錢來作一個小小的貢獻。今後，只要我還活著，能做得動活，我都要為《中國之春》做一點小小的捐獻。」
「中國要民主，這是人民的心聲」。正是王炳章在紐約登高一呼，為人們帶來了民主的希望，所以打動了移民的心，獲得千千萬萬人的支持。當年王炳章在美國颳起的「民運旋風」，也受到了各界熱烈的歡迎。
1982年11月24日，王炳章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了第一場公開演講，《中國時報》報導說：「哥大物理系大樓四二八室只能容納二百個座位的空間，為將近四百名聽眾擠得水洩不通⋯⋯整個演講會顯得十分平靜，聽眾傾聽王炳章的談話，間或出現掌聲及笑聲，沒有人以任何不良的態度對待他。觀眾的發問透過字條傳達，由王炳章作選擇性的回答。」
這場演講會不僅感動了觀眾，對一些社團也產生極大的衝擊力。紐約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是1981年成立的，成員是大陸移民及留學生，其中不乏教授、工程師、藝術家、醫生等高級知識分子。受王炳章影響，該協會很快發表聲明：「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將配合《中國之春》，全力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中國大陸當前迫切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團結海內外一切民主力量，造成浩大的聲勢，克服萬難，堅持不懈，才能促成中國之春早日實現。」
營救王炳章委員會
2024年12月8日
九<美國僑界示警，叫王炳章提防中共暗殺 #9>
1979年民主牆時代就開始從事民運的汪岷，講述了他是怎樣受王炳章感召，在海外奮不顧身加入王炳章《中國之春》團隊的經過。
當王炳章在1982年11月17日在紐約宣佈棄醫從運時，令汪岷非常興奮。他回憶說：「一個月之後，在美西的我的電話響了，電話的另一端（三千里外的美東）傳來一個陌生又期待了很多天的聲音：『喂，我是老王啊，王炳章，⋯⋯。』從此以後幾十年，炳章給我打電話，第一句都是如此的一模一樣，從未變過。」
王炳章和汪岷本不熟悉，是通過朋友的朋友，才聯繫上的。汪岷回憶說：「我和炳章通了差不多2個小時的電話。我很詳細地問了他對79民運的認識（說實話我當時還擔心他沒有在國內搞過民運的經歷）和今後的打算。炳章特別觸動了我的是兩句話：當我問到他『棄醫從運』的時候，他說：『當醫生救不了今天中國，你學文學和美術的也一樣！快跟我一齊來辦中春吧。』」
「短短二小時的電話，改變了我一生的人生路程。激動的我連考慮都沒考慮，一下就答應了炳章的請求，放棄學業到紐約《中國之春》雜誌當義工編輯。甚至連到了紐約後怎樣生存都沒有問。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為什麼當年王炳章對我的感召力有那麼大！」
汪岷在回憶中，還講述了王炳章當年在創辦《中國之春》時的許多開拓性的辦報方式。除了和僑領和報界搞好關係之外，王炳章為了讓《中國之春》在唐人街報攤不受中共勢力干擾，順利發行，甚至去拜見華人社會江湖上的洪門老大。令人大為驚奇的是，當年江湖上的朋友幾乎無一例外的支持《中國之春》，據說竹聯幫在加州的頭目就曾打電話到中春編輯部「爆料」，說他們收到中共要暗殺王炳章的消息，提醒王炳章小心防備。
營救王炳章委員會
2024年12月9日
十、[勿忘王柄章系列 #10]
鄧小平習仲勳高調批王炳章
對於所有的反對活動，中共高層都特別擔心，害怕會動搖統治的根基。王炳章「棄醫從運」宣言就像一把利刃，刺中了他們緊張的神經。1982年底，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剛剛起步之時，中共最高當局已經收到了報告，為此，鄧小平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話，他說：「我們有個留學生，叫王炳章，在美國辦了個《中國之春》，鼓吹資本主義。」這是中共最高層第一次把王炳章當做了重要的敵手，並提上了議事日程。
後來，鄧小平又在多個場合下批判《中國之春》。特別是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召開的十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有一個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魏京生、王炳章以及郭羅基這些人都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
不過，鄧小平批王炳章只能算是內部講話，因為他的講話在公開之時，都已經刪除了涉及王炳章等人的部分。而公開對王炳章作出批評的，是現在中共黨魁習近平的父親。1983年11月底，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勳率中共代表團訪問法國，當時他就明確指出，「台灣」方面的國民黨是《中國之春》的「後台」，企圖抹黑王炳章以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營救王炳章委員會
2024年12月10日
【勿忘王炳章系列#11】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 王炳章首提八字宗旨
王炳章等創辦《中國之春》雜誌，吹響了海外民運的嘹亮號角，並與中國國內的民主運動和經濟改革遙相呼應。
早在1983年5月的《中國之春》第三期，由王炳章和宦國蒼執筆，寫了社論「大家都來描繪祖國的未來」，正式提出了「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並提出政治上的五項主張」，即：一、廢除一黨專政；二、黨、政、軍、法分離；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四、各級民意代表及各級行政首腦應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五、實行聯邦制，制定新憲法，解決祖國統一、香港及少數民族地位的問題。
而在經濟改革方面，也提出了五項主張，即：一，建立市場經濟。二，多種經濟體制並存。三，立法保護私有財產。四，企業允許獨立工會。五，農民對土地有擁有權和使用權。
《中國之春》首倡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八字，到1983年年底，並被定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八字方針」。王炳章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的文章中指出：「『八字宗旨』的提出⋯⋯簡潔、鮮明地概括了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宗旨，引發了熱烈的反響，呈現了巨大的凝聚力。」
四十多年前，王炳章和宦國蒼一起提出的十項政治經濟主張，高瞻遠矚。在政治方面，為之後的中國民主運動規劃出了方向，「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一直成為民運的基調。而在經濟方面的主張，則有不少獲得中共當局的認可，並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在王炳章的領導下，《中國之春》在短時間內，已超越一份雜誌的定位，開始具有了一個政治組織的雛形。
營救王炳章委員會
2024年12月11日
【勿忘王炳章系列#12】
中國民聯應運而生 王炳章當選首任主席
1983年12月29日，是現代中國民主運動歷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也是王炳章36歲生日的前一天，海外第一個正式的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正式成立。這即標誌著一年前王炳章棄醫從運卓然有成，也標誌著中國民主運動由鬆散運動邁入了成立組織的新階段。
1983年12月27日至12月30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在美國紐約召開了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共53人，他們來自美洲、歐洲、澳洲、日本、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等世界各地。大會由汪岷致開幕詞，王炳章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執行小組提出了工作報告。
12月29日，代表大會通過「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章程」，正式將「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更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提出「聯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國共兩黨和其他政黨在內的民主力量），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大會並選舉王炳章為中國民聯第一任主席。
「中國民聯」一大代表陳雪回憶道：「『一大』是在嚴密、緊張、熱烈的氣氛中舉行的。第一天的會議正要進行，突然宣佈轉移會場。原因是有人報警，說這是一個暴力恐怖集團在開會，要求警方前來取締。於是，代表們立即起身轉移到另一個會場。會場門口，雇了一位黑人彪形大漢作門衛，煞是有趣。會上的爭論是極其激烈的，不外路線上的暴力革命與和平改革之爭，組織上的政黨政治與壓力團體之爭，作風上的民主與專斷之爭，以及人事上的糾紛，財物上的糾葛等等。」（《中國之春》116期）
營救王炳章委員會
2024年12月12日
【勿忘王炳章系列#13】
王炳章為留學生維權 推動美國庇護異見人士
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出國的留學生或公派工作人員中，有許多人或者是他們的家人都曾經受過中共的各種政治運動的折磨，因此他們得到出國的機會，就不再打算返回傷心地，而是向所在國申請政治庇護。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後為「中國民聯」）在美國亮出旗號之後，對許多出國人士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力。
以下舉幾個具體的例子：
1982年年底，中共公派出國的地球物理學家劉銑冰，擺脫了中共的控制，以政治難民的身份申請在加拿大居留，他發表公開聲明稱，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受到《中國之春》的鼓舞。而另一名中共公派留學生陳振雄，到中共駐渥太華大使館領取旅行文件時，被突然劫持，並押返中國大陸。稍後，一名留學加拿大的公費女留學生崔城玉，在被中共領事館迫令接受監視居住後，自殺身亡。沒過多久，還發生了中國駐日本大阪領事館副總領事楊蘇因同情民主運動、對中共制度不滿而在絕望之中自殺的事件。
1984年4月，中國大陸某考察團副團長張政高，因厭惡中國大陸的專制制度，離團出走，意欲尋求政治庇護，遭中共駐紐約領事館綁架、軟禁、關押，以至在逃亡中摔斷腿骨，終於被中共強行遣回，生死不明。1984年12月，路經紐約的中國大陸赴圭亞那紡織代表團成員、山東濟南電機工程師張信，在轉機時向美方申請政治庇護，但未獲批准，在無處可歸的情況下，又回到紐約領事館，12日凌晨，張信被發現死於領事館內，中國駐紐約領事館遂發表聲明，稱其為自殺。
「中國民聯」本來對政治庇護並不鼓勵，而是希望這些出國人士和留學生都能返回中國大陸，把民主、自由的思想帶回去，從而促進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變化。但是上述數案，給「中國民聯」以極大的震動，認為幫助這些出於政治原因、厭惡中共政權的孤立無援的人，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1984年12月20日，王炳章等人前往美國國會山莊，見到了眾議院相關人權官員並向他們陳情。之後，王炳章為在美國推動庇護中國異見人士作出了極大努力，也獲得了極大成果。
營救王炳章委員會
2024年12月13日
【勿忘王炳章系列#14】
王炳章索賠二千萬美元 鄧小平大罵《人民日報》愚蠢
中共喉舌《人民日報》與王炳章曾經有多次互動。1982年9月，他獲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醫學哲學博士學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美公費留學生第一位博士，《人民日報》海外版予以讚揚。不過當王炳章「棄醫從運」，《人民日報》立即變臉，開始對王炳章口誅筆伐，盡造謠誹謗之能事。而王炳章和中國民聯即行反擊，並把《人民日報》告上了美國法庭。由於此案曾經轟動一時，值得較為詳細加以介紹。
1984年12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作者崔陳文章「江南印象記」，借著名作家江南之口，點名攻擊批判了王炳章和《中國之春》。文中寫道：
「江南⋯⋯對於以王炳章等人搞起來的《中國之春》，⋯⋯是對中國現代化的莫大諷刺，說穿了他們是拋棄大陸的妻女另尋新歡的偽君子，是借愛國為名，行敲詐華僑之實以中飽私囊的江湖騙子，是一群名利熏心，搞政治投機的政治娼妓。」語言之惡毒，與《人民日報》作為黨的打手的行文風格如出一轍。
此文中所說，真的是出自當時已故的作家江南之口嗎？江南的遺孀崔蓉芝女士在1985年12月22日致「中國民聯」信函中，明確指出：「崔陳⋯⋯文中有許多不實之處，至於嘲諷《中國之春》更是無中生有。」
接到崔蓉芝來函，王炳章等人立即商討，並決定拿起法律武器向《人民日報》宣戰。1985年11月25日，《中國之春》代表王炳章、黃奔（餐飲業老闆）、宗繼詳、汪倫（三藩市 26 號台電視主播）四人，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民事庭正式呈遞了訴訟狀，控告中共宣傳部長鄧力群、《人民日報》負責人和作者崔陳、以及人民日報在美國的代理公司「中國書刊社」誹謗，要求《人民日報》給付二千萬美元的名譽賠償。
在美國的法庭上，控告中國共產黨的黨報，這在美國的法律史上，還是第一次；而中國共產黨的黨報，作為被告，惹上了美國的官司這也是第一次，故官司怎樣打法，非常令人注目。
《人民日報》在美國法庭被控告的消息，通過「內參」，報到了中共高層，據說引起了相當的震動，鄧小平得知此情，連聲斥責《人民日報》「愚蠢！愚蠢！」同時中共國安部也報不上《中國之春》接受國民黨津貼的任何證據，在與國際法專家磋商以後，中共高層認為不能與《中國之春》對簿公堂，遂決定動用政府名義，以外交關係惡化相威脅，向美國施加壓力，要求給予《人民日報》以主權豁免。1986年5月6日，中國外交部就王炳章等控告鄧力群和《人民日報》案，給美國政府發了（八六）部條字第一七三號外交照會。照會稱：「1985年12月14日，中國外交部曾就王炳章等人在美法院控告中國《人民日報》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借以進行反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活動一事，向美方提出過交涉。⋯⋯根據公認的國際法准則，《人民日報》理應在美國法院享有主權豁免。中國方面認為美國法院無權受理此案。」
官司的結果也頗有意思。《中國之春》在次年與次要被告達成庭外和解，但主被告卻不了了之。為什麼呢？因為經過《中國之春》律師的多種努力，被告鄧力群及《人民日報》一直不接法院傳票，法院在沒有確鑿證據證實被告已接到傳票的條件下，而無法進行正式審判。在《中國之春》的窮追猛打之下，《人民日報》只好做了縮頭烏龜！
此案還有一個花邊。據汪岷回憶說，多年之後，當年還是《人民日報》名記者的著名異議人士劉賓雁到了美國，「他風趣地告訴我，這個事在北京總社裡，大家奔相走告，人人自危，報社領導一再召集開會，警告各出入美國的記者，在機場、在路上不等接受任何人遞來的信件，提防是法院傳票。賓雁笑著對我說：我本來在國內是不知道王炳章和《中國之春》的，這一下我可知道了。」
營救王炳章委員會
2024年12月14日
(姜福祯辑录自FreeBingzhang 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