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司法局干部李爱新撰写的“三体毒杀案旁听纪实”因立场偏颇、选择性叙述引发争议，文章暴露职业伦理和专业能力问题，损害司法公信力，需引起司法机关关注。
近日，一篇署名“春雨安在”的《三体毒杀案旁听纪实》文章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文章作者李爱新，身份为济南司法局干部，其对案件庭审的旁听记录因偏颇立场、选择性叙述及对法律专业问题的浅薄理解而饱受争议。作为司法局干部，这样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也暴露出职业伦理的严重缺失。
一、纪实为何失去“纪实性”？立场偏颇引发争议
李爱新的文章以记录上海高院对“三体毒杀案”二审庭审为主题，表面上看似客观，还原案件过程，实则对辩护方观点大加支持，对检方证据和庭审关键争议却避而不谈。文章中，大量篇幅用以渲染辩护律师和法医胡志强的表现，例如强调“林某死于脑梗而非中毒”，却完全忽略检方提出的毒物来源、胶囊包装生物痕迹分析等关键证据。
文章尤其在“质谱图争议”问题上倾向明显，称“检方拒绝提供质谱图引发旁听者不满”，并以“全场笑场”等煽动性描述贬低检方立场。这种强烈的主观色彩，不仅无法呈现庭审全貌，反而误导公众对案件的判断。
此外，李爱新在文中对被害人代理方提出的反对意见直接贴上“怯阵心理”的标签，却未分析这些反对意见是否具有程序上的合法性。这种草率断言，无疑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二、逻辑漏洞频出，纪实可信度堪忧
除了立场偏颇，文章中还暴露了对案件核心争议的肤浅理解与逻辑矛盾。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
1、忽视案件复杂性，偏颇支持单方论点
文章过度强调“林某的死因符合脑梗症状”，却未分析为何两家顶级医院和权威鉴定机构得出的结论不能排除中毒可能性。同时，胡志强法医的观点虽得到文章的“吹捧式”支持，却未能说明其在法医学界是否具有广泛共识，这让其结论的可信度打上问号。
2、对被告辩解的毫无质疑性接纳
文章详细记录被告许某的辩解理由，例如“制毒是因抑郁想自杀”“上19楼是为了入厕”等，却未探讨这些理由的合理性。例如，许某称患有严重抑郁症却对毒物研究表现出“兴趣”，这一说法是否与其精神状态矛盾？许某承认曾接触案发地点的胶囊，却辩称“仅仅是巧合”，这些问题文章均未深入剖析。
3、选择性忽略关键证据
对于检方提供的毒物来源、案发时间线及胶囊包装痕迹等重要证据，文章要么一笔带过，要么直接回避。例如，辩护律师提出案发胶囊包装上存在两人痕迹，但仅对助理王某提出怀疑，却未能提供其他有力证据支持。这种片面的叙述方式，严重削弱了文章的可信度。
三、司法局干部的职业伦理失守
李爱新作为司法局干部，其撰写并公开发布偏颇文章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司法从业者应有的职业操守，也对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造成了潜在伤害。
1、是否利用身份影响舆论？
李爱新在文中多次引用庭审中的细节，但这些细节是否通过正规途径获取，以及其作为旁听者的身份是否符合司法局干部的行为规范，都值得进一步追问。尤其是文章带有明显倾向性，难免引发公众质疑其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被告“造势”。
2、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
文章中暴露出的诸多法律知识盲点，如质谱图的使用标准、毒物代谢动力学等，显示出作者对案件专业性缺乏足够理解。这不仅损害了文章的权威性，也让公众对司法从业者的专业素养产生疑问。
四、司法公正需要透明与中立，莫让“旁听纪实”误导舆论
“三体毒杀案”因其复杂背景和高社会关注度，成为检验司法透明与公正的重要案件。然而，类似《三体毒杀案旁听纪实》这样的文章，以偏颇立场、选择性叙述和主观引导舆论的方式呈现庭审，反而加剧了公众对案件审理过程的怀疑。
司法机关应高度重视此类问题。一方面，加强对内部工作人员在公开发表意见方面的规范管理，防止利用身份影响舆论；另一方面，也需通过案件审理过程的进一步公开透明，回应公众关切，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事实和法律的双重检验。
还公众以公正真相
司法公正是社会信任的基石，而司法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则是这座基石的重要支柱。李爱新撰写的《三体毒杀案旁听纪实》，因其偏颇立场与不专业表现，成为一次对职业伦理和司法公信力的反面警示。公众期待的，不是带有倾向性的“纪实”，而是建立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的真实与公正。这不仅是对案件真相的尊重，也是对司法独立性的捍卫。
司法机关有责任对类似问题展开调查，给公众一个明确交代；同时，公众也呼吁所有司法从业者以更高的职业标准要求自己，为社会传递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司法声音。
作者：刘俊欣
编辑：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