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律师高丙芳因代理一起追索农民工工资的案件，被指控“虚假诉讼罪”，一审获刑四年。这一判决不仅让案件本身备受争议，也将中国司法的深层问题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代理民工追讨合法工资却遭受如此重罚，这样的司法逻辑到底服务了谁？又如何捍卫正义？
案件背后：善意举动为何被定罪？
高丙芳代理的案件中，包工头为帮助农民工渡过经济难关，主动垫付工资。事后，用工单位拒绝支付拖欠工资，包工头遂以农民工名义提起诉讼。结果却是，法院认定包工头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高丙芳作为代理律师被控共谋，双双获罪。
按照法律常识，“虚假诉讼罪”本应适用于虚构事实、伪造证据以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然而，本案中，用工单位拖欠工资的事实清楚无误，包工头不过是通过合法渠道追回垫付款，何罪之有？但法院却机械适用法律，将善意举动等同于犯罪行为。
这一判决让人无法不质疑：中国的司法究竟是为了追求正义，还是为了维稳？包工头垫付工资原本是善举，却因试图追讨垫付款而被定罪，这无异于告诉社会：救助弱势群体的后果是危险的。这样的法律适用，非但不能捍卫公平，反而将善意钳制在法律之下。
法律之恶：谁在为拖欠工资撑腰？
高丙芳案暴露的不仅是法律适用中的机械执法，更反映了中国司法体系“选择性执法”的弊端。用工单位拖欠工资在先，包工头垫付救急，法院却选择性忽视拖欠工资的事实，而将维权行为定性为“虚假诉讼”。这种逻辑，无疑为恶意拖欠工资的行为打开了绿灯。
如果本案判决生效，社会所接收到的信号是明确的：包工头不能垫付工资，因为一旦垫付，不但无法追回，甚至可能因此获罪。这样荒谬的司法逻辑，实际上将劳资纠纷的责任转嫁给了包工头和律师，而真正的失责方——用工单位，却在法律的庇护下继续逍遥法外。
司法的天平本应倾向于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但本案却揭示了天平的另一面：对权力的倾斜和对底层的压制。高丙芳律师和两名包工头的获罪，究竟是法律的胜利，还是人性的败北？
司法寒蝉效应：谁来为农民工维权？
高丙芳的遭遇，也向中国律师行业发出了一个危险信号。近年来，代理维权案件的律师频频被指控“寻衅滋事”或其他罪名，高丙芳案不过是这场针对律师群体压制的又一个缩影。
当维权律师被钳制、维权渠道被切断，农民工等底层群体的权益将更加难以保障。本案不仅寒了律师的心，更寒了农民工的心。如果善意被视为犯罪，谁还敢站出来帮助他们？如果维权成了高危职业，谁来为弱势者发声？
法律滥用与司法工具化
“虚假诉讼罪”本是为了打击伪造事实的行为，但在本案中却成为钳制正当诉讼的工具。中国司法中常见的法律滥用和“客观归罪”问题在高丙芳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机械适用法律条文，无视立法的初衷，已成为中国司法的通病。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国司法缺乏独立性，完全受制于行政权力。司法机关为了迎合上级维稳需求，往往选择性执法，甚至滥用刑法对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打压。本案的判决逻辑表明，司法已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具，变成了服务于维稳机器的一部分。
社会危害：良善与信任的破碎
高丙芳案的影响不仅限于当事人，更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它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即使你在帮助他人，你的善意行为也可能成为犯罪的起点。这种司法逻辑将彻底撕裂社会的信任纽带，让人们对善举避之不及。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判决可能成为另一个“南京彭宇案”式的社会案例，对公众价值观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社会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法律不再鼓励善行，而是放任恶行；正义不再得到保护，而是任由权力摆布。
呼吁：让司法回归正义
高丙芳案凸显了中国司法体系的根本缺陷：法律条文的滥用、司法独立性的缺失、对弱势群体的漠视。法律的使命，不仅在于追求形式上的正义，更在于守护实质正义。没有对良知和正义的敬畏，法律只能成为压迫的工具。
我们呼吁，二审法官能够以良知和智慧重新审视此案，以司法之善为社会播种善意。中国司法体系也应正视其现存的种种问题，从立法到执法都应回归公平与正义的初心。
最终，司法的善与恶，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未来走向。而这个未来，不应是人人自危的冷漠，而应是充满温暖与正义的希望之光。
作者：丁世杰
编辑：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