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新闻对杨慧案的评论回避腐败根源，聚焦个案却忽略权力失控的结构性问题。反腐宣传应重构权力监督机制，否则难以真正打破“利益怪圈”。
近日，红星新闻发表评论《打破针插不进的“利益怪圈”，挖出深藏不露的贪腐“靠山”》，以贵州省卫健委原党组书记杨慧案为切入点，剖析中国反腐过程中的“利益怪圈”及其根源。然而，这篇评论文章虽然语调严肃、逻辑看似严谨，却未能真正触及反腐问题的核心。其内容更多是在重复官方宣传语调，忽略了反腐体系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中国制度下腐败滋生的根本原因。
反腐“深度”真的够深吗？
红星新闻评论中反复提到“反腐力度不断加强、深度不断深入”，似乎在传递这样一个观点：只要继续加码反腐，“靠山”必倒，“怪圈”必破。然而，现实却远非如此简单。中国的反腐行动往往以选择性执法和权力斗争为核心，实际成果更多是高层政治博弈的副产品，而非一场针对制度性腐败的全面清算。
比如，杨慧案中提到的“利益怪圈”，实际上是权力缺乏监督、司法缺乏独立性的结果。评论虽对杨慧的腐败行为进行了详细描述，却未能对“长期稳定的利益关系”进行结构性分析。为何“怪圈”能形成并长期存在？为何类似杨慧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根本性问题在评论中被刻意回避，而是用抽象的“加强制度建设”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真正的“靠山”是谁？
评论中将矛头对准杨慧及其靠山孙志刚的家属，但始终停留在个案层面，没有进一步追问更高层的权力运行规则。在杨慧“培养钱袋子”的过程中，权力本身是如何被利用和滥用的？这些被揭开的“靠山”，是否只是更大腐败生态中的替罪羊？
在中国，腐败从来不是个别官员的偶然现象，而是整个体制的固有产物。权力过于集中、权力监督机制缺失导致了腐败的系统性蔓延。以“靠山”或“怪圈”为掩盖，将问题归咎于个别官员和商人的贪欲，不仅未能揭示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反而模糊了公众对问题本质的认识。
“利益怪圈”真能打破吗？
红星新闻评论中提到“这世界上没有打不破的‘利益怪圈’”，试图以乐观的口吻总结反腐成果。然而，这种“定心丸”式的论调背后，恰恰隐藏着深层次的制度困境。在一个缺乏独立媒体监督、司法独立和民众参与的权力体系中，所谓“利益怪圈”的破裂仅仅意味着旧的利益关系被新的权力结构替代。
例如，评论中提到的“皮十万”皮贵怀、商人赵应黔等案件，虽然揭示了权钱交易的冰山一角，却完全忽略了这些腐败行为为何能够长时间存在、为何能够如此隐蔽？仅仅依靠个案式的反腐，既不能彻底消除腐败，反而可能成为新的权力斗争工具，强化公众对“运动式反腐”的质疑。
从权力到制度：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红星新闻的评论没有反思腐败的深层根源——权力的失控、监督机制的虚化以及对民主参与的打压。事实上，杨慧案中所谓的“怪圈”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整个体制运行的缩影。在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中，权力几乎没有外部制衡，反腐机构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样的反腐机制如何能赢得公众信任？
此外，评论未能触及社会对反腐行动的核心期待——透明化与法治化。在中国，反腐案件的调查与审判过程缺乏公开性，往往被笼罩在“内部处理”的迷雾中。这样的反腐行动，究竟是在打破“利益怪圈”，还是在重新塑造“利益怪圈”，值得深思。
总结：用质疑的眼光看待反腐宣传
红星新闻的评论虽然试图呈现出权威性和说服力，但其对腐败根源的分析流于表面，对反腐行动的机制缺乏反思，对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避而不谈。这不仅未能真正打破“利益怪圈”，反而有可能成为维系现有权力秩序的工具。
反腐，不仅是打破现有的腐败生态，更是对整个权力体系进行重构。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专题片”式的揭露和“个案式”打击，更需要开放媒体环境、健全的司法体系，以及对权力的真正约束。否则，“利益怪圈”表面上被打破，但新的腐败生态只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