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体器官收费新规以公益为幌子，将无偿捐献的器官明码标价。政策暴露了体制逐利的本质，并可能导致底层百姓被失踪或“被脑死亡”的悲剧，引发广泛质疑。
2025年2月1日，天津市将正式施行《天津市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这标志着中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被进一步“价格化”管理。尽管官方以“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为幌子，但新规明确的收费标准与背后的利益链条却引发公众的强烈质疑。这一政策究竟是为公益服务，还是为体制内的权力逐利打开方便之门？问题的答案令人不寒而栗。
器官明码标价：从生命馈赠到商业定价
根据新规，天津市对人体器官的收费标准清晰列出，每项器官都被贴上了明确的价格标签：
1、肝脏：左半肝段10万元，右半肝段或右三叶20万元，总价25万元；
2、肾脏：20万元；
3、胰腺：5万元；
4、心脏：8万元；
5、角膜：1.2万元；
6、肺脏：6万元；
7、小肠：4万元。
这些数字清晰到令人震惊：无偿捐献的器官，竟在这套“公益”制度中被分门别类地明码标价。从捐献者到患者，这条看似规范的收费链条，让器官捐献不再是人性光辉的体现，而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交易。
更讽刺的是，文件中提到，这一收费“以成本补偿为基础”，涵盖了从器官获取到管理的种种开支。但实际情况是，所谓“成本”并不止于医疗服务费用，还包括“管理成本”“绩效激励”，甚至连“器官损失”都被纳入费用范围。这种对善意和生命的赤裸定价，无疑是将公益原则彻底踩在脚下。
公益的遮羞布：体制如何把权力转化为利益？
表面上，新规将人体器官获取制度化、透明化，但细读文件条款却发现，权力垄断和利益分配的阴影无处不在。根据政策，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的运行及收费标准测算完全由市卫生健康委主导，同时由医保局、发改委等部门协作。这意味着，所有收费的核算、调整和执行，都由官方完全掌控，公众几乎无从监督其透明度与合理性。
当“公益”成为权力扩张的工具，器官捐献的管理机制便成了利益争夺的战场。文件甚至提到，当器官获取成本增幅或降幅超过5%时，可动态调整收费标准。这样的模糊条款是否会成为利益集团抬高成本的合法手段？收费标准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体制内不可告人的灰色链条？
体制的邪恶本质：生命何以沦为权力的牺牲品？
中共体制对公共资源的垄断早已不是新闻，但天津的人体器官收费新规再次刷新了公众的认知。当权力机构以“公益”为名，将无偿捐献的器官标上高昂价格，公众有理由质疑：这样的政策是在为捐献者和患者服务，还是在为权力集团谋取利益？
近年来，中共体制内被指控强摘异见者器官的丑闻屡遭国际社会曝光。天津此次出台的新规，不禁让人联想到，这是否是体制为掩盖过去的罪行而提供的合法外衣？更可怕的是，当“公益”成为掠夺生命价值的幌子，权力在这场交易中扮演的角色已远远超出管理者的本分，而是在赤裸裸地掌控生与死的权力。
在利益的驱使下，这套收费机制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对“器官来源”的需求。那些底层百姓的生命，可能在这个制度中更加廉价，甚至不明不白地“被失踪”“被脑死亡”。过去的黑暗指控中，失踪人员被“意外捐献”的案例并非空穴来风，如今，天津新规的出台更让这种可能性蒙上了一层合法化的阴影。
从公益到生意：生命与死亡皆有价？
在国际上，人体器官捐献的公益性原则被视为文明社会的底线。例如，许多国家不仅为捐献者提供免费的心理支持和家属补助，还尽力避免将捐献行为商业化。而在天津的新规中，器官不仅被明码标价，还通过复杂的“成本分配”机制，将利益链条覆盖到捐献、获取、移植的每个环节。这种对公益原则的背离，折射出中共体制对道德和伦理的系统性侵蚀。
角膜1.2万元，肝脏25万元，心脏8万元……这些冰冷的数字不仅标注了器官的“价值”，更是对生命与死亡的贬低。这样的政策不仅刺痛了捐献者家属的心，更让患者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究竟是公益在服务人民，还是权力在压榨民众？
尾声：在体制的阴影下，生命还有尊严可言吗？
天津的人体器官收费新规，再次揭露了中共体制的邪恶本质。从教育、医疗到生命本身，所有资源在权力的手中都被转化为资本。这种体制化的掠夺，不仅践踏了生命尊严，更是对人性伦理的巨大冒犯。
当公益被商品化，当生命被权力操控，捐献者的无私善意被践踏，患者的求生希望被标价。而在利益驱动下，这一切背后可能是一场更为深远的悲剧：底层百姓的失踪与“被脑死亡”现象是否会愈演愈烈？谁来保障那些本应无偿捐献器官的家庭，不成为利益链条上的下一颗棋子？天津的新规不只是对中国民众的警示，更是对国际社会的一次深刻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