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维权老人宋嘉鸿因连续发布“上海黑监牢名录”，揭露非法拘禁访民问题，近日再遭佘山派出所警察上门警告，要求“不得与境外联系”。他坚称信息均已核实，合法合宪，将坚持依法维权。其数十年维权经历，折射出制度性打压与公民声音的顽强抗争。
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74岁的上海维权老人宋嘉鸿，成为现实中被围剿的对象。因他长期发布揭露“黑监牢”的信息，近日再次遭遇警方登门谈话。时间是2025年5月13日晚八时许，佘山派出所警员敲开了他在上海临时居住处的门，开门的是宋嘉鸿本人。来者为一位青年警察，警号050315。
警察传达的信息只有一句话：“希望你不要和境外联系。”面对这句看似“温和”的警告，宋嘉鸿的回答斩钉截铁：“我网上发的东西全部属实，都经过电话确认，没有违法。我们不研究境外，只注重事实与真实。”
但这，已经不是警方第一次上门找他了。
一、他是谁：从举报者到“精神病人”
宋嘉鸿的维权之路可追溯至1978年。那一年，他从江西工作单位请假回沪，目的只有一个——向中纪委举报单位党委书记和地方公安涉嫌严重违法行为：包庇奸淫幼女、破坏军婚、逼死人命，甚至投毒嫁祸。随着调查深入，宋嘉鸿惊讶发现，这些案件背后，牵涉到上海公安系统某些高层与江西地方势力的勾结。
举报的后果，是他被单位报复——直接送入精神病院，强行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这张标签，成为压垮他命运的铁证。几十年间，他反复通过法律途径请求精神病院公开诊断依据，但医院始终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公开。这样的回应，不仅扭曲了法律本应保障知情权的本质，也暴露了体制在面对“敏感人士”时惯用的精神病化打压机制。
从一名普通职工到“被精神病”者，再到不愿沉默的公民，宋嘉鸿走上了与体制正面对抗的道路。他长期在网上发布维权信息、访民案例，并帮助他人撰写上访材料，因此屡遭警告、传唤乃至非法关押。
二、“黑监牢名录”：真实记录还是禁忌档案？
近几年来，宋嘉鸿持续发布一项极具争议性的公开资料——《中国上海黑监牢名录》。据其称，截止目前已发布七期，总计收录155例案例。每一例，都包含了具体的关押地址、当事人基本情况和事件背景。这些信息，不仅发布在国内网站，也被多个境外人权组织转发传播，引发广泛关注。
他特别强调，所列出的宾馆、农家乐等被指用于秘密拘禁访民的场所，均已通过电话确认和当事人证言核实，不存在捏造情况。例如有一起案例发生在“桃源路99号”的宾馆，当他提及此事时，警察辩解说该陆姓女子是因拆迁被安排住宿，但宋嘉鸿明确表示将继续调查，挖掘真相。
名录的持续更新，使宋嘉鸿成为官方眼中的“重点人物”。不仅佘山派出所对他反复“提醒”，南京东路派出所也曾多次上门。据他透露，这些基层警员“唯命是从，只想保住饭碗”，根本无心探讨法律依据。
三、用《宪法》捍卫尊严
在警方警告之后，宋嘉鸿并没有沉默。他再次公开发表声明，引用《人民警察法》第四条明确指出：“人民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并讽刺道：“如果连《宪法》都背离了，那还叫什么人民警察？那就是江湖角色，是向老百姓‘掼榔头’的打手。”
对于警方以“境外联系”为由提出警告，他表示不予承认，“我的文字只在公开网络上传播，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面对审查与打压，他坚定表示：“这项活动不会停止，国内外都会发。”甚至直言，“哪怕坐牢杀头，也在所不辞。”
这并非情绪化表态。过去十多年里，他数十次往返于上海与北京之间，仅为证明自己未患精神病、举报内容属实。他公开的“信访十二大诉求”，包括追责精神病院、公开病历资料、清查黑监牢、恢复被剥夺的工作与待遇等，至今没有一项得到官方实质回应。
四、民间记录者的孤独抗争
宋嘉鸿并非孤例。他的遭遇代表着众多维权人士面对的困境：合法表达权利，却反被“非法身份化”；坚持宪法原则，却被贴上“异见”标签。
在《黑监牢名录》的最新一期中，他写下这样一句话：“体制可以用铁门关我，但关不住我的眼睛。哪里有人权遭践踏，我就会盯住它。”他自称“只是一个记录者”，但这份记录显然超越了许多人能承受的风险。
警方的“善意提醒”背后，是系统性打压的惯常手段。夜间敲门、非正式会谈、无书面材料、模糊指控，都是维稳系统中被频繁采用的“软性胁迫”方式。这类操作虽然不会留下法律程序痕迹，却在心理层面施加巨大压力，迫使维权者噤声。
五、制度性压迫下的“违法者”
根据公开信息，宋嘉鸿早年因举报官员强奸幼女和投毒致人死亡，反被打成“精神病人”；如今因发布维权信息和黑监牢案例，再次成为警方关注对象。这种“从举报人到违法人”的转变，正是当下中国维权环境的真实缩影。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维权的艰难，更是制度对“监督者”的系统排斥。当法律成为权力的遮羞布，当宪法成为口头装饰，真正想要坚持依法维权的人，就会被挤压至体制的边缘，甚至成为“不稳定因素”。
对一个74岁的老者而言，最令人感到绝望的，并不是警察的登门谈话，也不是医院长期封存的病历，而是司法系统根本无意回应他的合法请求。宋嘉鸿的维权之路，从来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无数被关押、被污蔑、被噤声的普通访民发声。
宪法之下，谁才是违法者？
宋嘉鸿引用《人民警察法》和《宪法》为自己辩护，但在现实中，这些法律条文却成了被选择性解释的工具。他坚持发声，就被视为“敏感”；他核实真相，就被打上“境外联系”的标签。警方的每一次登门，每一个模糊警告，背后都隐藏着制度的不安与惧怕。
真正值得问的是：宪法之下，谁才是违法者？
是坚持依法维权、揭露黑监牢、反复引用法律条文的宋嘉鸿，
还是那些不按法律程序操作、深夜登门骚扰、长期压制公民表达权的执法者？
倘若连他都被视为“问题人物”，那么这个国家还有多少空间留给“合法表达”？又有多少人，能在沉默中保持清醒？（作者：陶菊芬）
